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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全球医护界的医患冲突从未停止过

      医患问题目前是社会都非关注的事情,有好的也有不好的,下面我们就具体的来看看两件事。
     
      一是医生陈磊累倒在地喝葡萄糖,“最美坐姿”引发人们对医生背后艰苦心酸的关注;二是广东 省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陈仲伟被砍30多刀伤重死亡。虽然温情关怀仍在继续,但“医院护士台被掀翻”、“医生被病人家属殴打致死”等新闻消息也屡屡传 来。本应温情脉脉的医患关系,渐渐由“误解与冲突”占据主流。
     
      事实上,作为一个重要的全球议题,医患关系在许多国家同样备受关注,其紧张程度已经突破合理界限。看病的人心烦,治病的人心累,全球医护界的“冰与火之歌”从未停止上演。
     
      美国
     
      “暴力识别和预防”培训 帮助医生降低 职业风险
     
      美 国不同研究报告显示,医疗场所暴力事件无论是在发生范围、发生频率还是事件严重程度等方面,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。如《科学美国人》杂志所言,“这些攻 击并不仅仅只是某些孤立事件,医护工作人员会被一些举止超乎常理的病人打、踢、咬、划伤、辱骂,甚至被威胁和骚扰”。
     
      该类事件发生 之频繁,从美国《急救医学纪事》期刊的调查总结可以见一斑。报告通过对全国9360个医疗场所进行调查发现,过去十年(2000-2011)来,在全国各 地40个州共发生了154起枪击事件,235人死亡或受伤。其中,59%的枪击事件就发生在医院里,另外41%则发生在医院周边场所。
     
      原本救死扶伤的医疗场所,反而变成暴力流血的高频发生地,这个悖论促使美国不少州开始修订法律,规定“在医院不得携带枪支”。与此同时,医院也加强了对于安全人员及配套安保系统的建设,比如为安保人员增加配枪,以便必要之时能够迅速控制暴力场面。
     
      其 实,从调查研究可见,针对医生和护士的凶杀案件当中,精神科医生及护士、急诊室医生、老年病医生、人工流产提供者等均为高危人群。其中,对于堕胎医生的袭 击,与“堕胎”这一长时期以来争议不休的社会议题相关。尤其是在1973年的“罗伊诉韦德”案之后,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处,使得堕胎从犯罪行为变成宪法权 利,民权组织欢欣鼓舞,但各种反对势力也从未停止过反对抗议。
     
      根据美国全国堕胎联盟统计,在罗伊案之后的十多年间,有32家堕胎诊 所受到炸弹攻击,38家被纵火,有600多家被抗议者围困。1990年代,共有7名堕胎医生被谋杀或遭攻击受伤。美国第一次记录在案的袭击堕胎医生事件, 便发生在1993年,堕胎医生David Gumn在工作诊所门外被堕胎抗议者Michael F. Griffin枪杀。而从对1997-2015年的 数据统计来看,美国至少已经发生73起袭击堕胎医生的事件,超过11名医护工作人员在堕胎诊所受到攻击殴打而死亡。
     
      无论是出于“堕 胎”等问题的价值观异见,还是单纯因为治疗过程中的问题,如治疗不及时、治疗后康复欠佳、难以负担医疗费用、精神状态问题等,医疗暴力都成为横亘在医患关 系面前的一道坎。虽然美国政府、社区、公益机构等纷纷采取措施缓解医患矛盾,甚至制定法律严厉惩罚医疗工作场合的施暴者。但是在部分业内人看来,“仍然只 有少量行动在准备阻止医疗暴力”。在护理协会登记为“医生和研究主任”的Lisa Wolf谈及该问题时毫不掩饰悲观之意,“无论医务职务高低,大家都已 经形成了一个文化假设认同,暴力就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”。
     
      为此,《美国医学会杂志》曾不无沮丧地指出,“医疗经验教会人们尊严、沉 默和忍耐”。而在沉默和忍耐之外,政府、医疗机构、社区组织以及医生个人都开始尝试通过提高医生的“暴力识别和预防”认知,来降低医疗暴力的发生率。美国 加州医院协会开始特别为医护人员,包括医生、护士、医院管理人员和接待人员等,举办应对枪击暴力的专题培训。
     
      美国职业安全卫生总署 甚至在网上开通了免费网络教程,并发布针对医疗和社会服务工作者的《预防工作场合暴力指导手册》,推出数个有效预防暴力的培训项目。其中包括培训医务工作 者识别暴力将近的信号,如患者表达沮丧与愤怒时的措辞与肢体语言,包括威胁性手势、使用毒品或酒精的迹象、携带武器等。与此同时,通过医疗工作场所危机管 理、安全监督、工作环境扫描、应急问题处理等多种方式,提升工作场合安全指数。
     
      日本
     
      机构处理医疗投诉抱怨
     
      总体而言,在处理“医患关系”这个全球共同议题上,日本相对而言交出了一份满意答卷。一方面,病人就诊满意度较高,医患冲突较少;另一方面,医生在日本社会中享有的受尊重、受信赖的社会地位,从“先生”的称谓当中可见一斑。
     
      一 位多年前迁居日本的移民,在Zooming Japan网站上分享了自己对日本医院及医疗护理的看法。大部分日本国民都购买了“国民健康保险”,该保险能 够覆盖超过70%的医疗费用,并能有效减轻后期接受治疗时的经济负担。而这位分享者在日本医院就诊的烦恼之一,是“无论走到哪里,都有一堆护士围绕着 你”。事实上,这也是日本医院让另一些就诊者感觉安心和舒适的原因之一:候诊时有事务员接送病人前往医疗诊室或检查室,关切询问病症;就诊时有辅助就诊护 士,从解开衣服、解释、传递病历卡、答疑解惑等,服务无微不至。对于入住医院的病人,护士还会详细介绍住院注意事项、护理服务项目等信息。
     
      此外,网友们分享说,除了环境干净优美,医院和医生的细致服务也让人很暖心。比如,医院会向就诊者分发相关病情的介绍和解说彩页,不少医生还会自备医疗小册子,将该类型疾病的病因、症状、发展、治疗手法、注意事项等一一说明,以便就诊者了解详情并对照查看症状。
     
      当 然,也有不少人吐槽候诊时间长,尤其对于没有提前预约的人来说,等待的时间可以说是遥遥无期。此外,昂贵的医药治疗费用,对于普通人来说也是个经济难题。 此外,医疗事故、治疗效果、并发症等问题,也让日本医院面临吐槽和抱怨之声。这些投诉建议,大都流向处理机构——医疗安全支持中心。这些中心分布在日 本各地区,专门处理就诊者对于治疗效果和其他相关问题的投诉建议,以及为医院提供建议策略等。
     
      东京医疗安全支持中心在2010年对东京都医院协会下的344家会员医院调查发现,在医院场所发生过2674起暴力冲突事件,其中727起是由于病人拒绝支付医疗费用而引起的,并有273名医疗工作人员因为暴力事件或相关原因辞职。
     
      就 诊者认为由于医院态度导致其投诉,而130多家医疗机构的61.9%的受访者认为,投诉增多的原因在于“病人较低的道德水平”,紧随其后的三大原因,分别 为“病人对医疗机构的过高期望”(60.5%)、“医疗改革与现实的冲突”(57.6%)以及“媒体对医疗事故的过度报道”(54.8%)。由此可见,日 本医患关系处理之路,也依然任重而道远!
     
      印度
     
      “黑丝带运动”下的无声抗议
     
      在印度,“医患矛盾”这个词也是社交媒体热搜榜的常客,每隔一阵子就会因为较为严重的医疗暴力事件,重回大众视野。事实上,从印度医学会2015年的一项研究报告来看,印度医疗场所发生的冲突暴力事件真相惊人。
     
      报 告显示,75%的印度医生都在工作时遭遇过不同形式的暴力,尤其以急诊室的暴力情况居多,其中48.8%的医疗暴力事件发生在重症监护病房。而从过去5年 的数据来看,68.33%的施暴者为病人的家人和直系亲属。事实上,还有更多的医疗暴力事件是“沉默发生”的,部分医生因为谅解病人家属紧张焦虑的心情, 因此并没有选择上报自己被恶语相向甚至遭受人身攻击的暴力事件。印度医学会发现,“医生往往只有在感觉受到严重生命威胁时,才会上报暴力事件”。
     
      然 而,即便如此,仍然许多恶性医疗暴力事件频频发生。2012年1月,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一名女医生 T Sethulakshmi 被 一名病人亲属所杀。起因是,怀孕六个月的妻子胎死腹中,手术情况危险,经主治医生T Sethulakshmi建议后转移到另一家医院,并在急救无效后死 亡。悲痛万分的丈夫认为医生应该为此负责,于是一念成魔动了杀心。而2013年9月,德里一家医院的女医生遭到病人家属人身攻击,对方甚至使用“强暴”等 词语进行人身威胁。这名医生的“错误”,是在两名病人同时被送进医院需要治疗时,选择了先救治症状更严重者。
     
      其实,在更早的时候, 面临医疗暴力问题的医务工作人员,就已经意识到抗争和追求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性。2008年,一些住院医师发起了针对“暴力袭医”的罢工抗议。之后,印度 各州都开始采取不同行动来解决问题,如泰米尔纳德邦公布《预防暴力及财产损坏法案》,禁止针对医疗机构工作人员采取的暴力,以及因医疗工作场合暴力而给医 疗机构带来的财产损失。《法案》明文规定,“医疗服务机构”不仅包括国家、当地政府机构所属医院,也包括个体经营的私人医院,如印度妇女产前检查、产后康 复选择率较高的私人留产所,正在或准备用来接收普通病患、伤者、乃至精神病人的私人护养院等。凡是拥有治疗场所和设备,并且确实用来接待和治疗病人的医疗 机构,都在法案保护范围之内。与此同时,除了登记在册的医生和护士,在这些医疗场所工作的医学生和护理学生,均在被保护人群范围之内。拉贾斯坦邦州政府则 通过一项法律,规定暴力袭医者不能获得假释权利。
     
      然而,即便有类似法律法规,暴力袭医仍然是个老大难问题。斋蒲尔医生联合会会 长 Rajvendra Choudhary对目前现状表示无奈,“虽然法律规定很严格,肇事者最严重时甚至会被处以3-10年有期徒刑及50000卢比 罚款,但是实际情况不容乐观。”根据Dr Choudhary的说法,如果警察将参与袭医涉事者记录在案,暴力参与者则会反过来控诉医生玩忽职守和照料不 周。
     
      因此,在2015年4月接连发生两起暴力袭击医生事件之后,无奈之下的印度医学会,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一场“黑丝带”无声抗议 活动,号召医生响应活动号召,在胳膊上佩戴黑丝带,以表达对同行去世之悲伤,以及对于袭医暴力的抵抗。然而,抗议归抗议,工作归工作,这一次的“无声抗 议”并没有影响到急救救治服务。一名医护人员坦承,“当这样的悲伤事件发生时,医生往往只能接受现实。我们不能反击,只好继续工作,并采用这样的方式来表 达悲伤。”
     
      中东国家
     
      约一半医护人员对医疗暴力选择沉默对待
     
      相较于美国/欧洲等地区,中东地区的医疗工作场合暴力同样常见,但鲜少成为全民热议的公共话题。而这一地区对于医疗暴力和医患冲突的关注点,并不仅仅局限于事实分析,而是延展至“暴力背后”,更加关注类似事件发生之后对医护人员造成的身体和心理的影响。
     
      就 拿巴勒斯坦卫生部来说,它是该地区健康医疗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之一,相当部分的人口都被纳入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之内,享受公共医疗服务。因此,医疗服务工作较 为繁忙,病床利用率较高,再加上这里也是收容政治突发事件中患者、伤员的主要医疗场所,因此难免面临人员配备不足、医药短缺等问题。对于普通患者而言,在 获得治疗之前,往往需要做好长期等待和排队的心理准备。因此,种种因素综合作用,便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医院医疗暴力的发生。
     
      2011 年,三名学者对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的5家卫生部医院的292名执照医生和636名全职护士调查发现,80.4%的被访者认为工作场合存在口头和肢体上的暴 力。其中,20.8%的人遭受过身体暴力,59.6%的人遭受过口头辱骂或威胁。同样,外科、急诊、小儿科发生医疗暴力事件的概率,远远大过透析室、康复 室等医疗部门。
     
      许多受访者坦承,虽然有一定的心理预期会遭受到病人或家属的责备和埋怨,但是暴力攻击发生之后,无论是否造成身体伤 害,都会影响工作心情。尤其是遭受到身体攻击的医务人员,44%的人非常愤怒,22%的人觉得情绪低落,14%的人感受到害怕和压力情绪,少部分人甚至出 现头痛/疲惫等身体反应。
     
      然而,尽管医疗攻击行为如此常见,上报给直接主管或医院管理机构的数据却非常少。56.3%的医生护士都 选择了沉默,对于自己工作场合的不愉快经历闭口不提。在他们看来,上报其实并没有太大作用,医院和相关部门终归也不会采取任何行动;此外,缺少报告 流程规定、羞愧担心的心理等因素,也让医疗工作受害者们选择自己默默忍受。事实上,巴勒斯坦对于医疗工作人员的岗位培训也缺乏足够重视,仅有13%的人表 示曾接受过如何自我保护、如何处理暴力、如何与病患及亲属沟通以及如何进行压力管理等培训。
     
      另有一项研究对沙特阿拉伯吉赞省的 134家基层医疗机构进行调查发现,医疗工作人员的工作满意度与幸福感其实并不高,除了工作时间长、难以平衡工作与家庭、管理和监督机制混乱、薪水较少以 外,不安全的工作环境也成为工作担忧之一,仅有23.4%的受访者认为工作是安全的。无独有偶,《 卫生政策和管理杂志》2010年发表了一份对伊朗德 黑兰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调查报告,最终结论同样落在了“工作场合暴力”上,该因素成为影响医护职业工作满意度和工作质量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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